走出大山，贵州人如何以文教影响中国？

文化二字最为基本的含义之一，就是 “以文化人”，贵州人开拓自身文教到影响天下文教的历程，又反映了贵州文化的另一层面貌——跨越千山，进取不息。

贵阳甲秀楼，四百多年间不断重建，勉励贵州学子不断奋进。

贵州人，如何以诗书“南天破大荒”？

东汉永元十一年（公元99年，下文年份仅标注数字），其时的贵州地区还是“蛮荒之地”。年仅20岁的少年尹珍自黔南大地望向北方，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——

到中原，学文化。

他千里求学，拜经学大家许慎为师。此时的许慎，正在编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——《说文解字》。于是，一位贵州人就在这样奠定华夏文字体系的时代进程里，与中原文脉相会。

“北学游中国，南天破大荒”，尹珍（字道真）被贵州多地纪念。图为尹道真祠。

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交好，位列《汉书》的盛览；以及文学造诣颇高，曾注解《尔雅》的舍人，和尹珍并列“汉三贤”。他们归黔建立学堂、返乡授徒。在当时官学难以企及的山川之间，由贵州人创立的私学拉开贵州文教之序幕。

所谓“纵是崎岖关格处，诗书礼乐总相通”，千年时光悠悠而过，汉代以来积蓄的文教能量不断累积。明初贵州建省，正值文教勃发之时。然而，建省后100余年间，贵州生员想要参加科考，只能去云南、四川，且不说路途颠簸至少一月，其招录名额，也远低于本地。

贵州文教发展史。制图/刘耘硕

嘉靖九年（1530），曾在云南乡试入举走上仕途的贵州人田秋，深感贵州文教落后之现状与省级地位不合，于是，他向朝廷呈上著名的《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》，终使明政府将在贵州单独开科取士提上日程。嘉靖十六年（1537）贵州首次乡试，近千名生员齐聚贵阳，二十五位学子脱颖而出，当科副主考王诰激动道，“此为百七十余年旷典也” ！

铜仁思南县田秋小学内的田秋塑像。

此外，田秋还写下《请建务川、安顺、印江学疏》，亦得到朝廷的允准，为贵州全省各地官学、府学、书院、私塾的发展奠基。贵州，得到的不仅仅是日渐攀升的举人、进士名额，更因全新教育格局，被激活了奋斗与挑战的精神内核。

田秋纪念馆字库塔。字库塔是过去人们用来焚烧纸张的设施，以表敬重文化。

沿着田秋的足迹，到清末仅数百年间，贵州竟创造了“六千举人、七百进士”之壮举。为国殉难的申佑、执掌文教重任的孙应鳌、开拓维新的李端棻……贵州进士或名垂史册，跻身朝廷中枢，或成为地方领军人物。

贵州举人，亦英杰辈出，有誉满江南“诗书画三绝”，被称为“崇祯八大家”之一的杨文骢、“其人其诗”酷似屈原、杜甫的吴中蕃，乃至“西南巨儒”郑珍、莫友芝……其时贵州人才之盛可见一斑。

以如今贵州行政区划统计的明清进士数量。制图/刘耘硕

就连遵义沙滩村这一个方圆十几里的巴掌之地，在晚清以来的百余年间，都井喷似地涌现了数百位贵州学者。

郑珍、莫友芝是西南大儒，所编撰《遵义府志》被梁启超称赞“或谓为府志中第一”。黎庶昌虽然未曾科举，却从洋务派领袖曾国藩的幕府脱颖而出，写得了桐城派散文，也能在游历欧洲后写出《西洋杂记》，更两任驻日公使，其人生堪称精彩纷呈……也难怪浙大西迁遵义湄潭时，有教授编撰《遵义新志》，提出“沙滩……曾为全国知名文化区”。

遵义沙滩村黎庶昌塑像。

无论是贵州本土的学人，还是来到贵州的士子，都在这方土地上开拓出一片天地。王阳明入黔三年，成为对贵州文教影响最大的客籍士人。他不但开创了影响世界的心学，更培育出众多“黔中王门”弟子，在贵州广设书院，泽被民众。

贵阳阳明书院。“三不朽”即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为儒家士人的最高人生境界。

王阳明对贵州的影响有多深远？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王阳明入黔二十多年后，浙江奉化人王杏来到贵阳，还能见到当地乡民唱着当年王阳明所授江南民歌，竞相去修文龙场祭拜王阳明。这位王学后人，在此建阳明书院，刊刻王阳明文集，还沿着田秋的步伐，勘议落实贵州乡试，建贡院，将其师的事业发扬光大。

贵阳阳明书院，曾为重要的文教传承之地。

事实上，来往贵州的有识之士，见当地士民好学风貌，往往衷心教书授学。贵州的文教，正是这样在本土士子与客籍精英的互动里，逐渐积蕴。待到清末民初的百年未有之变局里，贵州人或著书立说、或发掘人才、或投身革命，与国家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万马如龙出贵州，声动华夏一百年

1847年，林则徐被任命为云贵总督。此时林则徐的心境，与他二十余年前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时，已经截然不同。八年前的虎门销烟和七年前的鸦片战争，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。

“济人偏在风波后，愿托慈航下巨川”，林则徐赴任时途经贵州黄果树瀑布，以诗明志。他旨在济世的决心，又何尝不是此时贵州人的群像缩影？

贵阳人文地标文昌阁，修建于明万历年间，见证了当时的贵州文教大兴。

在科举时代，贵州人英杰辈出，而在百年变革大时局里，贵州人，则敢于打破旧制度桎梏。无论是学习武备，还是政治维新，乃至在新文化运动里与“赛先生”与“德先生”谈笑风生，纵观中国近代变局关键时刻，贵州人不但从未落后，更以一种刚健性情，铸就事功，影响中国。

要论洋务运动以来的贵州士子精英群像。最值得关注的贵州人，莫过于从毕节大山里走出的织金人丁宝桢。

贵州人丁宝桢，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人物。制图/刘耘硕

人们一说起丁宝桢，往往会想起他发明黔菜、川菜、鲁菜三菜合一的“宫保鸡丁”的江湖传说，以及“前门接旨、后门斩首”，诛杀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的大智大勇。其实，作为晚清最得力的封疆大吏之一，丁宝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堪比曾国藩、李鸿章等顶尖人物！

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，丁宝桢在山东办学校，修水利，在四川改革盐政，更延请知晓西学、精通机器制造的有志之士，开创山东、四川两省近代工业之先河；作为怀有军事战略眼光的政治家，早在甲午战争之前，丁宝桢就在蓬莱、烟台、威海海岸修建海防。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里，已近暮年的丁宝桢自请调任海疆与法死战，并调用四川机器局生产的军械弹药，驰援抗法将领。

图为贵州毕节织金县的丁宝桢陈列馆。供图/织金县委宣传部 ；摄影/陈忠勇

此后丁宝桢悉心整顿川藏边防，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。令人动容的是，作为封疆大吏，丁宝桢月俸千两白银，却因乐善好施，助人为学，生活非常窘迫。在四川总督任上，甚至时常要把自己的衣服典当，等发工资了再赎回。这位从贵州走出的中兴名臣，在山东百姓的挽求中，灵柩被运至济南，遗体在济南华山麓与妻合葬。山东百姓为他立祠祀奉，这是何等的爱戴和褒奖？

兴办洋务，是当时国人奋发追赶西方的第一步。学习新思想，拓展教育，更是眼光高远的图新自强之举。从这方面看，贵州人对近代教育乃至国人新思想的形成影响，远远被低估了！

近代推动中国文教进程的贵州人。制图/刘耘硕

譬如，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在贵州任职时注重兴办教育，任职兴义府（今贵州安龙）时曾派人巡视全城，为挑灯夜读的学子添加灯油，留下了“加油”美谈。张之洞本人更是大力推动近代教育发展。他参与拟定近代第一个学制——癸卯学制；写《劝学篇》四余万字，号召世人图强进取，当年刊印数不下两百万册，影响甚大。此外，他还在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与诸多重臣呈上《奏请递减科举折》，此后多次上折奏请变革科举制，推动了清末废除科举、兴办学堂的历史大潮。
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贵州省已有新式学堂，图里记录了贵阳一位学子的学年成绩。

而对中国近代思想世界影响最大的贵州人，莫过于李端棻。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，李端棻向朝廷上《请推广学校折》。呼吁创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级新式学堂系统，遍设西学科目，同时还要增添藏书楼（即新式图书馆）、仪器院（西方科学仪器）、译书局……他，系统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奠基。

图1-3: 李端棻对贵州本土文教发展影响很大，图为贵阳近代著名的达德学校旧址。

这位官至礼部尚书的一品大员，历任多省科举主考官，发掘众多天下英才。维新运动的两大干将梁启超与康有为，更是与他渊源颇深。

在广府考官任上，他提携了年仅16岁的梁启超，更是爱惜人才，促成了其与自家堂妹的姻缘。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，德国抢占胶州湾。康有为上《上清帝第五书》，言辞恳切，请求变法图强。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代递。唯有李端棻挺身而出，不惜一人上折。

李端棻塑像，背后的“北京大学”四字，正是其首创京师大学堂（北京大学前身）这一事迹的呈现。

戊戌变法失败后, 李端棻被充军新疆，半途赦归贵阳，依然坚持开创经世学堂，继续向学生传播西方学术思想。当时的守旧文人大惊失色，怒斥其“死到临头终不悔，敢将孔孟比卢梭”。然而李端棻纵受千夫所指，依然秉持其心志。如此精神，正是中国人自强图新的缩影。

策划 | 火花范

文 | 后果、董大

文字编辑 | 后果

图片编辑 | 陈金鱼

未标注的图片摄影 | 陈伟红

地图编辑 | 刘耘硕

制图 | 鱼一条 九阳

首图 | 黄震、刘刚、谷佳骏、冯大伟、陈伟红、李立洪

封图 | 冯大伟、刘刚、谷佳骏

封图部分供图｜多彩贵州·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办公室

原文链接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eFaBjEL1BxH1OKTq0uxFyw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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